华为监事会主席郭平出版新书《常变与长青》:核心思想都是华为员工“双手沾泥”摸索出来的!

华为监事会主席郭平出版新书《常变与长青》:核心思想都是华为员工“双手沾泥”摸索出来的!

日期: 202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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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华为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代理商到全球领先的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流程、组织和IT三位一体的变革相辅相成,从MRP Ⅱ到I/T S&P、IPD、ISC、IFS,从集成变革到引领数字化转型,华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变革史。


华为变革始终遵循“业务为首,管理跟上”。通过持续变革,华为已经构建了“以客户为中心、生存为底线”的管理体系,形成组织级能力,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而管理体系本身也成为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为监事会主席(原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常变与长青》中,首次披露华为历史上第一个变革规划项目,真实还原华为变革的原动力和决策逻辑,系统阐述变革和管理体系的核心思想,以及企业领导者如何以高超的领导力引领变革。华为的变革实践总结、变革原则和底层逻辑思考,可以帮助中国更多企业构建组织级能力,打造企业家心中的“教堂”。


以下内容是郭平先生关于这本书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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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的华为》

文 | 郭平


很多年前,我去广州办理美国签证,一位朋友陪我一起去,他是美国名人,跟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人很熟。我把材料交上去以后,他提议:“别在这儿干等着,去聊聊天儿。”几分钟以后,我就被安排坐在领事馆二楼的会议室里,两位领事和我们一起喝咖啡。气氛很轻松,他们跟我闲聊,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些关于华为的问题。办完签证回来,我跟朋友回忆了这次交谈过程。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与我好像是在漫无目的地闲谈,其实始终围绕着两个问题:华为对美国来说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华为在中国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会成为群体现象?说到底,美国人真正关注的是华为乃至中国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时我轻描淡写地回应了这两个问题。我说:“对于供应链上的广大美国企业来说,华为绝对是朋友,因为华为有很多需求和订单,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商业利益。对于个别通信企业来说,华为是他们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但整体上对美国是有利的,我们也是在帮助推动通信产业的进步。”针对华为在中国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会成为群体现象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而是借用某商业评论杂志中的一个说法:“华为的崛起是天时、地利、人和,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今天,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大背景下,华为更是成为中美摩擦的“磨心”。如果让我针对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两位领事的问题,说说我现在的观点:我希望在未来的20年,看到越来越多像华为一样的中国企业占据行业的领先位置,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群体力量。


以前,大家经常会有一种印象:华为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是独特的,是个例。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新的可能性: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突破300万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更是呈爆发式增长;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超过60%;在日常的美妆、鞋服、文具领域,中国企业的进步同样明显,如晋江鞋业早已从代工发展到拥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不少运动用品企业已经从小作坊成长为全球领先的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苏州工业园区、中关村、成都高新区等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链聚集优势。


中国企业现在的发展势头正好,可以说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势能。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华为是从全面向业界领先公司学习企业管理实践开始的,通过一系列变革,形成了自己的管理体系,支撑了后来的商业成功。


回顾华为的发展历程,深感每次变革既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逼出来的,更是来自创始人任正非先生的前瞻性和决断力,使得华为在“冬天”没有到来的时候,就提前准备好了“棉衣”。华为每次重大变革都没有失败,这无疑得益于任正非先生深远的顶层设计。他一直非常清楚公司缺什么、向谁学、学什么、怎么学、什么时间发起变革。一旦决定变革,他就会坚定地推动变革,华为的“削足适履”“不换思想就换人”就是最好的明证。有坚定的信念,并不意味着可以凭着一腔热情强推变革,他非常有技巧地把握了变革的时机和火候。华为选择首先做IPD和ISC变革,而不去动市场销售,因为销售是公司当时的生命线,贸然变革会给公司带来灾难。华为并不是像外界有些人想象的从始至终全面走西方道路,任正非先生关于企业管理的“开放、妥协与灰度”指导思想,让变革和管理有了更大的适应性。我认为,变革领导力是企业最高领导力。华为的变革领导力,在任正非先生身上得到了系统性的体现。


半年前,我接待一批高层客户时,客户对华为的数字化转型很感兴趣,在场的华为同事给客户讲几千亿元规模下的华为是怎么做数字化的。但是很明显,中国大多数企业面临的可能是华为1998—2000年存在的问题。华为做IFS变革轰轰烈烈,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末,华为做了“财务四统一”项目,实现了统一流程、统一制度、统一监控、统一编码,这才是华为一切财务管理进步的基础。我们谈变革与数字化转型,但是我们很多客户连基本的编码、流程都没有统一,怎么可能一上来就做数字化?这样的分享对企业有什么帮助和借鉴意义呢?


后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接过话:“大家都知道华为做了IPD,做得也比较好,但是华为变革的源头是I/T S&P。”我给大家分享了20多年前的那次变革规划,当年做业务选择时的各种争论,如何在此基础上规划了后续的一系列变革项目等。分享后,客户给我的反馈竟然出奇地好,他们认为华为这样的思考和经验对企业发展及变革选择更有参考意义。


我非常有幸,受任正非先生的信任和委托,主导了华为几个重要阶段的变革。1998年,我担任新设立的变革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变革项目办公室主任、管理工程部总裁,参与启动了持久的变革。从2014年起,又担任变革指导委员会主任,直到2022年4月和轮值董事长的职务一同卸任。作为亲历者,我深刻感受到公司面临巨大挑战时,变革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当然其中也不得不面对做决策时的两难取舍、跨部门间的冲突和争议。唯其艰难且笃行,才弥足珍贵。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系统阐述华为业务发展和变革的历程,由表及里挖掘出变革的核心思想,把当时华为集体智慧所形成的决策逻辑还原出来。华为的实践探索既浓缩了中国企业自己的智慧,又融合了国际公司的先进管理框架,分享给商业界的朋友们,一定会更有启发。我不是管理学专家,这些文字都是基于自己多年实践的洞见和思索。那些帮助阐明观点的华为故事,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都是华为员工“双手沾泥”摸索出来的。


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旨在总结华为业务发展和变革的内在逻辑,揭示华为持续构建企业竞争力的基本框架。


第一部分,华为发展史是一部变革史。回顾华为36年的发展历程,发展路线不是被提前规划出来的,而是在适应变化的实践中走出来的。在四个发展阶段中,华为利用好每次危机,通过变革重构组织级能力,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部分,构建企业无生命的管理体系。企业变革始终对准商业成功,通过持续变革,逐步构建起不依赖于个人的管理体系,并最终体现为组织级竞争力。每个人都会离开或者老去,而管理体系会代代相传,并成为企业最有价值的核心资产。


第三部分,高质量规划是变革成功的起点。只有始终对准业务战略,清晰描绘企业期望到达的“彼岸”,才能做好变革规划,有节奏地启动变革。我从华为变革的起点谈起,分享华为变革规划方法,希望给已经开展或将要开展变革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一些启发。


第四部分,变革领导力是最高领导力。变革本质上是改变人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我认为做好变革管理的核心是做好变革中人的管理和变革项目的管理。华为的变革实践有机融入了中国的管理智慧,对中国企业家可能更有参考价值。


回望华为20多年的变革,我想到了管理大师德鲁克讲的三个石匠的故事。故事中有人问三个石匠在做什么。第一个石匠回答:“我在砌石头,养家糊口。”第二个石匠边敲打边回答:“我在做最好的石匠。”第三个石匠眼里闪着光,说道:“我在建造一座美丽的教堂。”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认为最不可取的是第二个石匠,他致力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专业人士,常常自认为很有成就,其实只不过是在打磨精美的石头罢了。


正如华为在I/T S&P项目中提出的“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世界级的IT,而是成就世界级的华为”,变革要支撑企业战略达成。我们的目标是“修教堂”,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而不是“打磨一块块精美的石头”、做最好的变革、建最好的IT。通过持续变革,华为已经构建了一个不断自我优化的管理体系,它是公司持续创造价值的基石;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管理体系本身也成为企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华为通过海外主流运营商认证而大规模进入海外市场,证明了管理体系的重要性。十几年后,华为受美国打压而屹立不倒,且浴火重生,再次证明管理体系对华为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本书以华为的变革实践为核心内容,虽不会帮助企业家更好地洞察趋势、抓住机会,但企业一旦确定方向,借鉴本书中的变革实践和方法,可以帮助企业通过变革构建组织级能力,提高企业成功的可能性。每个企业都面临自己的挑战,本书或许难以帮你解决企业变革中的具体问题,但希望华为基于业务发展的变革实践总结、变革原则和底层逻辑思考,可以帮你修建心中的“教堂”!


注:作者郭平,1988年加入华为,历任产品开发部项目经理、供应链总经理、总裁办主任、管理工程部总裁、企业发展部总裁、终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公司轮值CEO、财经委员会主任、公司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等职务,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1998年领导了华为和IBM合作的第一个变革项目(I/T S&P),担任华为变革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管理工程部总裁。在任正非先生的指导下,参与领导了IPD、ISC、IFS等公司级的重大变革,支撑华为迈向世界级企业。2014—2022年担任公司变革指导委员会主任,领导了集成变革和数字化转型,支撑华为在运营商、企业和终端业务成为产业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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