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为什么那么怕“死”？

如果你有一家公司，你会怎么办？ 

北京人：我要把它做成全国连锁的百年企业！

上海人：上市!上市!上市！

但是如果你问一个深圳人，他一定会面目凝重，心事重重：“这公司倒闭了怎么办？”这就是深圳，“怕死”的深圳。深圳，是一座崇尚“失败学”的城市。

如果你是参加中考的初中生，你会想尽办法努力提高，因为害怕自己被一半同龄人干掉；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你要想着如何掌握更多的技能，不至于被淘汰；如果你是深圳的创业者，首先想的不是如何上市，而是如何活下来……与其说这是焦虑，还不如说深圳人有严重的危机意识，简而言之：深圳人怕“死”。这种忧患意识不只存在于个体，深圳的企业尤为突出。就在最近，招商银行内部论坛上，一位员工写的《招行离冬天还有多远》引起了行业的广泛讨论。

如果不出所料，我们的半年报会依然亮眼，又将成为行业标杆得到媒体宣扬......

是的，果然不出作者所料，在招商银行公布半年业绩中，它的业绩还是一如既往的亮眼：第一家资产规模突破7万亿的股份制银行；利润增长13.08%；市值9386亿，距离“万亿市值”只差一步之遥……

但是作为招行的一份子，作者却在文中不遗余力直击自身陈弊，指出看到文化价值观劣化和激励机制僵化带来的危机感。招行的战略机遇期是财务面带来的，如果财务面的乐观使我们丧失了危机感，丧失了组织变革的动力，丧失了重塑文化和激励机制的决心，那么未来三年很可能成为招行「失去的三年」。这种从内而外的“怕死”，不是深圳企业的第一次。

在去年万科的秋季例会上，有员工拍出下了会议的主体——鲜红的背景上，赫然写着“活下去”。一向崇尚低调的万科，瞬间占据了所有新闻平台的头条，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万科未来三年的首要目标和基本底线，就是想尽办法“活下去”。后来，拍摄下此图三名“泄密”的员工，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被万科开除了。难道万科真的到了只求“活下去”的地步吗？

据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万科已经连续第四年上榜，排名稳步提升。这其实不是万科第一次“带节奏”，从2007年，王石抛出“拐点论”，后来，郁亮提出了“白银时代”。万科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在活。就像郁亮所说的，“活下去”是一种忧患意识，为了活得久，活得好。改革开放40年，几轮寒冬，已经冻死了无数企业。

在深圳，高科技企业的成功，往往是失败之母。所以把这种“怕死”的失败学，玩得出神入化的，当属深圳的两个招牌企业——华为和腾讯。

2000年左右，全球网络热退潮，市场萎缩，IT行业遭遇十分艰难的上行压力。但是，在深圳创业了13年的华为却渐入佳境。当年不仅销售额高达了220亿元，更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海外市场销售额达1亿美元。更令人眼红的是，华为一年累计创造了惊人的29亿元利润，是全国电子行业的绝对龙头。然而，就在华为如日中天的时候，任正非却在内刊上发表了《华为的冬天》一文。文章中，任正非没有提到任何华为的成就，反而大谈危机和失败，追问华为该如何“过冬”。

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华为的危机以及萎缩、破产是一定会到来的。很多人认为任正非在“作秀”，而任正非就真的把这场“秀”一直做了下去。而后，任正非不断通过内部的讲话或者文章进行预警：《华为的冬天》;《迎接挑战，苦练内功，迎接春天的到来》;《活下去，是华为的硬道理》;《收紧核心，放开周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北国之春》;《在平和理理性中存活》等等。2012年，华为有了自己的企业传：《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这书名乍一看，还以为是特朗普写的。

如今，华为可能正在经历自己的冬天。但华为2018年的年报显示：华为年销售额收入已高达7212亿元，净利润593亿元。今天华为的利润，已经是2000年的20倍了。华为害怕凛冬将至，而腾讯的“失败”，则大多都是“自找”的。作为中国互联网的代表企业，很多人最开始知道腾讯，还是因为那只会跳动的企鹅。就在十多年前，QQ势头正猛，可以说是社交平台的“明星”产品，风光无限，用户量也是空前庞大。

但是，如坐针毡的马化腾总觉得不久后就会有一款新的产品来干掉他的QQ。于是，他选择了革自己的命——让公司内部不同工作团队研发可能颠覆自己的新产品，让它们互相竞争，赢家胜出。就像我们当时微信推出来的时候，手机QQ部门反对，虽然他也看到方向了，他甚至也有一个团队已经在做一个类似的产品，其实两个团队都在做，只是最后谁跑出来受欢迎了，谁用这个软件，最后是我们手机QQ的那个团队失败了，他做出来的不好用，微信出来了。

由内部竞争脱颖而出的微信，其实就是腾讯的危机感。马化腾说过，“作为创始人，没有危机感，是企业最大的危机！”2018年12月18日下午，马化腾在北京西三环的一间会议室直接说到：“（2018年）是危机感很强的一年。”而就在当时的4个小时前，他还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第二排，刚刚拿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先锋人物”称号的奖牌。 

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研究失败，有时比研究成功更有价值。 

其实更令人好奇的是，深圳为什么会如此崇尚“失败学”？ 

这个问题可以从第一代“深圳人”讲起。在上世纪80-90年代，那些有家境、有背景、有能力的人，都选择了北京上海，而愿意来南下淘金的，大多数是时代的“失败者”，他们可能空有报负，却无处施展；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无法立足，但却不愿意回老家种田；也可能，他们是因为某种政策和命令，背井离乡地被“发配”到深圳.....

他们不甘、不羁、也从不畏惧。因为这些已经深刻体验过失败的人，尽管更加渴望成功，但却会时刻保持着，对失败的敬畏。从某种程度上讲，深圳改革初期那代人的踏实与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标签，并且在一次次成功的实践中，形成深圳基因并传承下来。就像任正非、马明哲、王石等等那个时代的企业家，从创业开始，就处于一种“惶”者的状态之中，就充满了危机意识，这也是深圳企业崛起无法绕开的“阶梯”。 

而当这种精神气质一脉相传并扩散出去的时候，这座城市也会更加地流行“失败”。

2002年，全体深圳人在讨论《深圳，你被谁抛弃？》；2015年，膨胀的深圳人开始谈论《深圳，你需要静静》；2016年，深圳人又开始担心《不要让华为跑了》.....

今天，善于总结和反思是正在成为深圳一种优秀的基因。“失败学”这堂课，一代人学习了，一个企业学习了，整个城市也在潜移默化中弥漫这种气息，并逐渐形成底色。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崇尚失败学的深圳，并不畏惧“失败”。无论是深圳人，还是企业，对于未来的每一步，它都会选择反思、接纳、创新。 

因为那个喜欢一次次喊“狼来了”的深圳，早已为自己备好了猎枪和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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